首先，孔子重视德治的思想对我们有借鉴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礼、法之争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思想斗争的核心问题。这一斗争反映在伦理思想上，就是对道德的社会作用以及道德与政治、法律关系的争论。生活在春秋、战国交替时期的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和伦理学家，他当然被卷入了这一场争论。
作为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奠基人，孔子继承并改造、发展了以“周礼”为核心的西周宗法等级道德，竭力倡导“德治”“仁政”。在孔子看来，道德具有多方面的政治作用。第一，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把春秋、战国交替时期出现的亲人相残，诸侯争霸，灭国绝嗣，以至君臣易位的大乱局面归结为“礼崩乐坏”的产物，因此他周游列国，四处奔忙，力图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第二，道德是为政者获取民心的手段。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如果为政者奉行德治，那么他就如同北极星一样，居于特定的方位而被群星拱卫。第三，道德是为政者树立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的根本方法，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显然在孔子的思想里，道德与政治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而与法治相比较，德治是更为根本、有效的治民手段，因为它能够从意识形态或精神上调节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第四，为政者道德的好坏还直接影响着民德、民风。孔子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其意为：为政者的道德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作风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然随风倒。
君王、官吏能否奉行德治是一件关系国家与衰存亡的大事，因而他们都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格。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即无君而有道胜于有君而无道。古代中国社会的皇帝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但道德比皇帝更为重要。孔子对有德的国君和官吏往往赞赏有加。例如，他曾称赞因见商封王无道而隐居的微子、向纣王进谏不成而不得不佯装疯狂的箕子以及力谏封王而被剖心而死的比干为殷朝的三位仁人。由于官吏道德的好坏具有至关的重要性，孔子甚至把是否出仕为官视为需要进行道德抉择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的基本主张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国家有道，固当出仕食禄；国家无道仍然出仕食禄则是件可耻的事情。
孔子偏重人际道德关系，夸大道德的政治作用，贬斥法治的社会功能，这固然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但他重视德治的许多基本观点却是合理而深刻的。他看到了道德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作用，道德对于民心的重要性，道德从精神上调节社会行为的功能，以及为政者道德对社会道德风尚的深刻影响，这些都应该得到肯定。特别是，如果我们把孔子重视德治的思想与当今世界推祟“科技至上”、“经济至上”和“法治至上”的社会现实相比较，那么孔子德治的重视和强调就更显得有参考价值。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生活需要，是人作为一种有理性的社会动物的精神规定和行为规定。道德的社会作用、行政人员的政德修养以及反腐倡廉是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其次，孔子对“政”，的理解对我们有启示作用。
季康曾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企，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是说，为政的“政”就是“正”的意思，如果你用正来统帅民众，谁敢不正?不言而喻，孔子所说的“政”就是正道、正直、正气、正义、名正言顺或清正廉明的“正”。这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它赋予了为政者一种神圣、高尚的道德使命感，使道德成为规范为政者的思想和行为的内在要求。对于孔子来讲，能否坚持正道，能否保持正直的本性，能否保持一种浩然正气，能否维护正义，能否名正言顺，能否清正廉明，是从政的根本所在。他说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论语·里仁》)也就是说，不要愁得不到职位，该操心自己拿什么来自立于位。他又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即知识已能通达治民之道，但如果不能以仁德把持它，那么就是获得了治民的职位，也肯定会丧失。孔子把为政的“政”理解为“正”表达了他要求为政者处处以身作则的愿望，即所谓“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为政者能否执着于“正”还是政令畅通的保证，因而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为政者品行端正，那么不发号施令民众也会执行3相反，如果为政者品行不端正，那么就是发号施令民众也不会听从。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腐败也成为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丑闻接连不断，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也此起彼伏。腐败已经演变成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瘟疫，它滋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腐蚀着的社会的机体，侵害人的灵魂，挖掘着人类文明的陷阱。在五花八门的腐败面前，人们不禁要问：在科技日新月异、经济蓬勃发展和民主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为什么腐败却愈演愈烈?
国家公职人员或官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其特殊性就在于他们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不管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行政人员在运用和操作权力的过程中既可能行善而成为清官，也可能行恶而成为贪官污吏。在充满诱惑力的权力面前，能否在自身的岗位上保持一种道德上的严肃，一种浩然的正气和一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就成为检验行政工作者优劣的基本标准。
再次，孔子的政德观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子张曾经问孔子如何才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论语·尧曰》)子路又询问“五美”和“四恶”的具体内涵，孔子便逐一向他作了解释。其实，这“五美”和“四恶”就是孔子倡导的五种善的德政和反对的四种恶的政德。“尊五美，屏四恶”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德观。
孔子的“美五”指“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君子惠而不费”是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即引导老百姓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这可以有惠于人而自己又不耗费什么。也就是说，为政者应努力为百姓多办实事和谋取利益。“劳而不怨”是指“择可劳而劳之”(《尧日》)，即择取老百姓可以做的事让他们去做，那么老百姓就会心悦诚服，不怀怨恨之心。简而言之，为政者发号施令必须顺应民意。“欲而不食，“欲仁而得仁”(《尧曰》)，即为政者推行仁道而果然得到了仁道，百姓不会指责他在从政中谋取私利。换句话说，为政者应该清正廉明，不损公肥私。“泰而不骄”指“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尧曰》)，即君子不论人之多少大小，从不怠慢疏忽。也就是为政者无论在什么情形都应该尽职尽责。“威而不猛”指“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尧日》)。这是说，为政者应该具有威严的形象，但不能气势逼人，让人敬而远之。
孔子的“四恶”是指“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和“出纳之吝”(《论语·尧曰》)。“不教而杀”指不加教导便行杀罚，孔子称之为“虐”；“不戒视成”指不事先告诫而查验其是否有成，孔子称之为“暴”；“慢令致期”指政令散慢，而对百姓刻期逼迫，孔子称之为“贼”；“出纳之吝”指同样是与人财物，但出纳之时又有所保留，孔子称之为“有司”，即铿vfhfgjjjjj吝狭隘。“屏四恶”的观点体现了孔子反对暴政和反对残暴的压迫和剥削的政德思想。
孔子的政德观对我们至少有两方面的参考价值。一方面，他倡导的五种善的政德和他反对的四种恶的政德是任何时代对行政人员的最起码的政德要求。他要求为政者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和谋取利益，要求为政者发号施令必须顺应民意，要求为政者清正廉明，等等，这些无疑也是我们的时代必须具备的基本的政德思想。另一方面，孔子对政德的丰富论述体现了他重视政德建设的思想，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行政道德是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是行政人员的道德自律。同一切职业道德一样，行政道德根源于道德主体(即行政人员)内在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意识，是推动行政行为趋向于善的一种内在动力。在管理行政中，行政人员的个人利益追求与公共行政职务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对行政人员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而行政道德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中，行政道德是法律和制度约束的基础和补充。只有建立一整套行政道德规范、法律和制度，行政人员对公共权力的运用才会得到综合、有效的限制。
最后，孔子的政德修养论对我们有昭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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