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启了史学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在中国以至世界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此书现已被译为英、法、俄等许多国家的文字，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和赞誉。
司马迁(公元前145一前87年?)字子长，左冯瑚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司马迁的先祖曾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学问渊博，曾写过《论六家要旨》，对先秦以来的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各家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司马迁自幼就刻苦读书，“年十岁则诵古文”，曾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跟古文经学家孔安国研究《尚书》，进而博览古代典籍以至当代的档案文书，为他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20岁时就开始了漫游生活，探寻古迹与文化的流传。他曾任职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今云、贵地区，了解了西南夷的情况。因职务的便利，他曾跟随皇帝多次出巡，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不仅使他饱览了祖国壮美的名山大川，了解了下层群众的生活，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还使他考察了各地遗迹，掌握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为他日后写作《史记》奠定了政治、思想、史料基础。父亲病危时嘱咐他：“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父亲去世后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同样利用职务之便，他可以查阅“石室金匮”，即皇家图书馆所藏的各种典籍文书和档案材料，这无疑为他创作《史记》准备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组织历法专家制定了有名的《太初历》。这不仅体现了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更说明了他确实智力超人，加之刻苦攻读、长期游历，他成为一个上通天文、下达地理、思想深刻、见解独特、学识渊博的全才。
《太初历》完成后，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但意想不到的一场横祸突然飞临。李陵奉命出征匈奴，战败被俘降敌。司马迁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被“幽于垒泄”。由于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结果遭受腐刑。这使他亲身感受到世态之炎凉、人际关系之无情、虚伪。他多次想到死，但比起要完成父亲的遗志来说，死又“轻于鸿毛”。这时，他想到了历史上许多人物正是在苦难境遇中著书立说，传之于后世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腹脚，兵法修列……”，他决心像古人那样，苟活下来，完成著书立说的大业。这一奇耻大辱确实曾使司马迁几乎陷于精神崩溃：“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这一奇耻大辱也给他的创作事业带来更大的力量，并使他对现实、对统治者的认识更加准确，使他反映在著述中的思想更加进步。司马迁出狱后做了名义上比太史令地位还高的中书令，实际与宦者无异，他的仕宦兴趣已荡然无存，他全身心投入到《史记》的创作上，55岁时，他终于完成了《史记》。他的卒年无从确定，大概在武帝末年。
《史记》的出现在我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记》出现之前，我国就已有孔子整理的编年史《春秋》，以后又出现了《国语》、《左传》、《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多种历史著作，但影响力却远不如《史记》。《史记》的出现激发了更多人研究、撰写历史的兴趣，成书也随之增多，以至于史学蔚为大观，不得不从经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仅次于经而先于子、集的独立门类。从这点上说，司马迁不愧为中国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史记》记载了我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总共3000年的历史。《史记》涉及时代久远，包含内容博大。《史记》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万6干5百言。本纪叙述帝王政迹，并以编年形式，言简意赅地写出一代大事；表记载各历史时期的大事件，对于历史上起过作用而没有立传的人物，表也记载；书叙述了社会制度与自然现象，具有文化史的性质；世家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记载了某一家族的世代活动；列传记载各个时代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的历史。此五种体例虽各有渊源，但司马迁把它们综合于一书中，使它们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从而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纪传体裁，树立了我国史学史上一块不朽的丰碑，并直接影响着两千年来“正史”的编蟹。正如情人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sdgfjmgk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诸侯，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家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司马迁写作《史记》成功之一取决于他掌握了大量史料。这些史料来源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司马迁称这些材料为“六经异传”、“百家杂语”。二是档案文书，这部分也是大量的。三是实地调查的资料，这比文字记载的资料价值大得多，特别是秦汉百余年历史的撰写，主要依据这部分活资料。如他曾亲临秦楚、楚汉战争的战场实地考察了山川形势。这样，他就能把当时战役战场的变化、军队出入的路线真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正如顾炎武所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sdgfjmgk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根据顾炎武的认识，《史记》对兵事地形描写的详细清晰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而太史公对山川地势的了解，也是后代书生难以企及的。司马迁用实际行动告诉后人一个不容置疑的道理：编撰史书必须亲历其境采访史事。司马迁对史料的态度十分审慎，凡所掌握的都进行考订选择，可疑的存疑，不知道的不采纳，奇谈怪异的不写，正由于此，《史记》才被后人一致公认为“实录”。司马迁十分重视现代史，所以《史记》的内容详近略远，而《史记》之所以上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为的是使读者了解当代发展的历史渊源。《史记》全书130篇，其中专记汉代历史的就有62篇，将近全书的二分之一，秦至汉仅一百年的史事，就占了全书篇幅的十分之六七。这也成为史学领域的优良传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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