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中发展起来的新诗体。汉初乐府尚多杂言。至武帝立乐府，在所收集的民歌中就有了较多的五言民歌。而且还可以发现，五言体优秀者居多。不过，汉代文人作诗，或以《诗经》为楷模，或效仿楚辞，很少用五言诗形式。 ’
从现存史料考察，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中写文帝时孝女缇萦为父赎免刑罪的故事。诗中虽渗透了诗人的感慨，但尚缺乏诗的真正情感和形象的塑造，所以《诗品·序》中称此诗“质木无文” (质朴而无文采)。班固之后，又有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蔡邕的《翠鸟》，赵壹的《刺世疾邪诗》，这些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从现存史料中，可以找出有姓名的文人五言之作，而又受乐府民歌影响较大者，当推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娆》。《羽林郎》受乐府影响之大，自不待言。《董娇娆》也确是一首独具风格的文入五言诗，全诗采用拟人化手法。诗中假设桃李与采桑女子的问答，感伤女子的命运不如花草：花草尚可“春日复芬芳”，然而女子的青春却是何等的短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该诗在表现手法、语言风格上都近似乐府民歌，深受其影响。可以说，到了东汉时期，文人摹拟乐府，学习乐府民歌的艺术技巧更为普遍。文人的创作实践，使他们愈来愈感到旧有的四言形式，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正如《诗品·总论》中所说，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也”sdgfjmgk。钟嵘这里所说，虽主要指魏晋以后五言诗之情况，但也道出了五言诗发展的原因，说明了中国诗歌史上四言诗是逐步向五言诗体的发展过渡。
总之，汉代文人五言诗，一方面接受乐府民歌的滋润，另一方面也依靠文人自身的尝试，经历二三百年之久，到东汉末年已经比较成熟了。代表它的最高成就就是《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萧统编的《文选》中。所谓“古诗”，是指魏晋之前古人之所作，但又难以确定其具体年代、无主名的五言诗篇。这类古诗当时广为流传，但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到了梁代昭明太子编《文选》时，经过择选，入选了十九首这类“古诗”，并赋以题目，即《古诗十九首》。后来，这十九首古诗逐渐成了专有名词，并公认是“古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问题，历来争议很大。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十九首古诗大体产生于东汉后期数十年间，且“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沈德潜《说诗眸语》)。
《古诗十九首》，从其抒发情感观之，这批作者内心世界的悲凉情绪明晰可见。这种情绪又大都通过对时光飘忽的感叹，对生命短暂的悲伤来表现的。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生年不满百》)、“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今日良辰会》)、“浩浩阴阳移，年岁如朝露”(《驱车上东门》)等等，可以说，这种情绪的抒发，形成了《古诗十九首》的一种基调。通观《古诗十九首》，读者可以体味到：处于动乱时代的那些失意之士，他们的抱负遭压抑，在仕途角逐中被无情抛弃的心态。这是他们和大一统政权在内心上疏离的最后一丝眷恋”。这些诗把这批士人内心深处的苦闷、悲哀、牢骚、不平，一古脑地抒发出来，这是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歌。在他们的诗歌中，不少乃是从自身仕途失意情感抒发中，倾吐了苦闷彷徨、愤世伤时的激愤。其中不仅可见对腐败黑暗政治的疾视与抨击，如在《今日良辰会》．中所云：“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车感}轲长苦辛。”作者“似劝实讽”，嘲怒那些所谓贤者无非是一些钻营利禄的小人。更可贵的是在这类诗歌中，还隐约可见这批人士“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表现了他们在苦闷访徨的思考中，探求人生的价值，追求自我和个性的再生。恐怕这就是《古诗十九首》最为突出的思想价值与意义。
《古诗十九首》取得了相当突出的艺术成就，甚至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称其为“五言之冠冕”。汉代乐府民歌主要特色之一，在于它的叙事性与社会性，而《古诗十九首》又由叙事转为抒情，并成为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品。《古诗十九首》创构了直抒胸臆，委婉动人的艺术风格。它一般不是从生活中某些具体现象着笔，而总是非常贴切v地创构出一种意境，比如抒写诗人在现实中的被压抑的苦闷，就寄托于“皎皎河汉女”(《迢迢牵牛星》)的意象的创构之中。《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可说是“平淡无奇中，出奇无穷者”(《月舞楼古诗十九首详解》)，朴素自然，不假雕饰。同时，善于学习《诗经》、《楚辞》、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技巧，特别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更臻于成熟。
可以说，《古诗十九首》总结了前代诗歌的创造经验，替建安诗歌的创造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是汉代诗歌向魏晋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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