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正名

    直接回应刘知幾有关小说资料能否人史问题的，是明代中后期浙东文献学家胡应麟。他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史学评论家，对刘知幾及其《史通》颇有研究，与当时其他《史通》研究者不同，胡应麟对《史通》中的史学理论问题多所评议掘发，而其他学者则大多是对《史通》文本及所引典故史实进行校勘注释：胡应麟对小说研究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这与他父母喜爱小说有着极为重要的家学渊源关系，而他自己在小说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他对文言小说所作的精细分类，对文言小说史的研究，对小说创作与社会风气关系的认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辨伪、辑佚、整理和评论等工作，都远远超出了前人，是中国古代对文言小说进行研究具有开创性的关键人物，这就为他能够直接回应刘知幾所提出的有关小说领域的问题，提供了专业方面的充分准备。

    针对刘知幾否定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小说史料价值的议论，胡应麟指出：“《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幾谓非实录，不足病也。

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采之，则似失详慎云。”他认为，《世说新语》乃小说而非记事之史学著作，二者性质不同，不该以实录征实之史法对其进行品评，刘知幾却拘泥于自己的史家见解，因而其言论也就等于无的放矢，盲目批评，自然不能成立。后来，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专论《世说新语》时说：“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幾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这显然是对胡应麟之论的肯定与赞同。

    不过。小说虽非记事之史学著作，但这并不等于说小说就没有史料价值。在这里，胡应麟以一个“尽”字表明了他对小说资料的择取态度，即：史书“尽采”小说以为史料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但并非不能采择小说以为史料：又以一个“似”字表明了他对小说史料价值的态度，即：引小说人史往往会使史料采择有失详审，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对小说史料价值的认识问题。

    胡应麟指出：“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他认为，《世说新语》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刘义庆还曾撰有《小说》十卷，刘孝标也作有《续世说》十卷，“惜哉其俱弗传也!藉传，晋梁雅词，今尚盈耳哉!”如果这些反映当时社会风习的资料都能留传下来，当日社会情态岂不更加鲜活了吗？然而留下的，却只有“怅望江左风流，令人扼腕!”显然，这些议论都鲜明体现了胡应麟对小说文献的史料价值的高度重视。    胡应麟既然肯定小说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刘知幾又严厉批评了唐官修《晋书》多采《世说新语》等小说资料入史的做法，因此他就必然要对《晋书》的情况加以讨论。继刘知幾之后，明朝李梦阳也极论《晋书》芜杂当修，王世贞则直接将《晋书》称为稗官小说之流，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也还在指责它“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应该说，这些讥贬都切中《晋书》之弊，但问题是，《晋书》多采小说资料的做法是否就完全不足取呢？胡应麟认为，李梦阳、王世贞之论“皆得之矣，第惜自竹林而后，风流崇尚，芬溢齿牙，而此书备载话言履历，故清声雅致，往往有使人绝倒者，犹胜于《宋(史)》、《元(史)》之尘陋也”。既认识到《晋书》有芜杂之弊，又从晋时的社会风尚及《晋书》所反映的社会风尚与其时代相符合的角度，肯定了《晋书》采小说入史来反映时代特色的史料价值。显然，胡应麟的看法较为客观全面，具有辩证色彩。而这也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肯定与认同，前述近代史家刘咸炘之论，即是明证。  对《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刘知幾亦是贬斥有加，称之为：“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但胡应麟则认为：“裴世期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傍引博据，宏洽淹通，而考究精严，辨驳明审，信两君之深于史学也。迄今三国六代小说逸事。往往覆赖二注以存。而二书无注，亦大有茫然不可读者。故余谓著书诚难，而注书尤难，能注若二君可也。”“裴松之之注《三国》也，刘孝标之注《世说》也，偏记杂谈，旁收博采，迨今藉以传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诸家乎!若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在这里，胡应麟将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相提并论，并称之为“深于史学”，这说明，他实质上也是把《世说新语注》作为史注来看待的，而其所谓“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是包括此书在内的，这都显示出他对其史料价值的高度重视。南宋高似孙在《纬略》一书中，肯定刘孝标旁搜博引的奇绝之功。胡应麟通过研读《世说新语》及其刘孝标注，接受了高似孙的观点，并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补以往籍“藉以传”和“考究精严、辨驳明审”之誉。此后，不但《四库全书总目》认同和肯定了胡应麟之论，现代史家张舜徽还直接批驳了刘知幾之论，认为：“即以《世说新语注》而论，征引繁博，考订精审……徒以昔之簿录群书者，列《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家，故知幾从而目为委巷小说、流俗短书耳。其实此书得孝标为之注，足以羽翼后汉、魏、晋诸史。乃乙部之支流，佚籍之渊薮。知残斥为劳而无功，失之远矣。”还有学者直接将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列为“史注名著三种”之一。可见，在对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史料价值的认识上，胡应麟也是独具慧眼的。

    唐代史家李延寿改编南北朝八部正史而成《南史》、《北史》二书。司马光对其评价甚高，认为“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亦近世之佳史”。朱熹则贬之甚厉，认为《南史》、《北史》中“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胡应麟既推崇司马光史学，更是朱熹理学的信徒。然而，在对二书的评价问题上，他并未盲从任何一方，而是自己独立分析、勤加思考：“司马君实以李延寿书为近代佳史，余读之信然。所云‘禨祥谑浪，琐屑备载’，余考典午以还，清谈鼎沸，临川《世说》，《晋书》掇拾几无孑遗；沈约、魏收等史，卷动盈百。延寿芟除芜蔓。会粹此编，笔削之功，固以勤矣。小说谐辞，种种备载，要以原书纪述，不忍概删，亦以其人多好，且习尚所趋，未能骤变也。总之，唐三百年，史笔可睹，仅兹二籍耳。”胡应麟既肯定了对二史的“佳史”之誉，又对“小说”之称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他认为二史多载小说，既有作者“多好”的主观原因，又有当时“习尚”的客观影响。李延寿是在预修《晋书》过程中搜集二史资料的，而《晋书》记事的一大缺点，正是好采诡谬碎事、杂记小说入史，这说明，多采小说杂记人史，正是那个时代修史诸公的共同认识，这不能不使李延寿的史料采择受到很大影响。然而，即便这样，与此前“卷动盈百”的南北八史相比，二史已然芟除繁芜，简净得多。  可见，采小说入史并不是史书价值优劣的关节点，关键是如何处理小说这一特殊史料，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虽然刘知残也说过：“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但他基本上是否定小说史料价值的，因而对小说资料的择取问题也就成了空话。与之不同，胡应麟则是首先肯定小说的史料价值，因而他对小说资料择取问题的探讨，就是切切实实的。而胡应麟之所以会重视小说的史料价值，乃是因为，他在对小说史的研究过程中。对小说撰作与社会发展、时代风俗的关系有了比较明确而自觉的认识，如他曾说：“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谭。”小说既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史书将其资料引入书中以反映时代特色，就不只是无可非议，而且是必须的。这是胡应麟肯定和重视小说文献的史料价值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原因。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胡应麟自然要对小说的史料价值予以大力表彰和弘扬。这不仅表现在上述他对刘知幾轻视和贬低小说史料价值的说法多有驳难的具体分析中。而且其宏观论述亦然。如他常说，小说“纪述事迹，或通于史”。那些“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乃若私怀不逞，假手铅椠，如《周秦行纪》、《东轩笔录》之类，同于武夫之刃、谗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万世，公论具在，亦亡益焉”。这种辩证立论，首先肯定小说文献的史料价值的做法，说明他对此问题的总体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小说文献作为史料。不可尽用，亦不可尽弃。其价值不可一概贬斥，必须具体地予以分析评价。   

胡应麟之后，清代史家章学诚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此言与其所倡“六经皆史”一样，在史学界可谓家喻户晓。后来，为章学诚作年谱的胡适说得更简洁：一切古书皆史。这显然都是把小说文献涵括在史料范围之内。梁启超则明确指出：“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此后，顾颉刚更为明晰地论断：“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毫无疑问，顾颉刚的这一大胆预测，更将小说史料的价值凸显于学术研究之中。

    比顾颉刚此论稍早，陈寅恪通过具体考察，指出，《续玄怪录》之类的“小说家言”与《顺宗实录》之类的“国史”，在史料价值上“可互相发明”，不能“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其《(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即取二书资料互勘，对其观点进行具体“论证”。其结论是：“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毋庸赘言，这种将小说文献与官修史书“等量齐观”，视为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史料的做法，与胡应麟所言所行，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